区发展司”转入“数据监管室”，形式上是“调研任务”，实则边缘化。
她没有抗争，只是把通知信拍照发给吴阿蒙，并附一句话：“我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帮你。”
他没有回信息，只回了她一句话——“我们在制度之外种树，等它长出叶子，他们也只能在树下乘凉。”
这一年秋天，他们的关系越过了“合作”与“暧昧”的模糊线。
他们没有公开，却已成为彼此无法割舍的盟友、爱人、同路人。
而墨西哥的街头，开始有更多人提到“那位东方医生”和“德拉托雷的女儿”。
改革、爱情、身份、制度，这些原本无法共存的词，如今正被他们共同书写出新的答案。
61990年冬，墨西哥城进入旱季，天空常常灰蒙蒙的，整个城市似乎笼罩在一层沉重的气压之下。
而对于吴阿蒙来说，这不是一场季节的考验，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风暴。
他的“华草坊”与伊莎贝拉推动的“草药社区试点”，触动了两股势力的根本利益——一是本地医疗垄断集团，长期依赖国家采购系统的医药商与医院高层；二是逐步进入墨西哥市场的跨国医药资本，特别是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大型制药企业，它们不希望有任何“成本低、疗效强、群众基础深”的东西在市场上扎根。
于是，明枪暗箭接连而至。
第一枪来自媒体。
多家主流报纸几乎同时刊发所谓“独家调查”：指出“华草坊”多项药品未经国家认证、使用未经审批原料、对部分病人存在“未知副作用”。
《共和国日报》甚至配上一张暗拍照片：吴阿蒙与伊莎贝拉在农场边谈话，配文写着：“情感影响政策？
官员女儿为中国医生操盘国家项目？”
街头电台话题沸腾，市民们开始议论纷纷。
有人说他是“真正为穷人着想的医生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另一个外来掠夺者”。
紧随其后，国家药监局突然下发“草药成分安全审查令”，勒令华草坊暂停所有草药制品销售，接受调查。
吴阿蒙一夜之间被取消“准合法”身份，药坊外贴上黄色封条。
“这是打压。”
赵三宝咬牙切齿，“他们怕你是真的能救人。”
伊莎贝拉也收到了行政“口头警告”，被禁止再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