融，与她偶尔有了些不咸不淡的联系。
她让我把她的微信推给弟弟，弟弟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他变得异常沉默，但有一次，我发现他书包里藏着一把小折叠刀。
当我震惊地质问他时，他眼神凶狠又带着一丝迷茫，低声吼道：“下次谁再敢动我，我就让他见血！”
这显示弟弟的创伤外化为一种防御性的攻击倾向，与“我”的内向沉郁形成对比。
父亲知道后，没有责骂，只是默默收走了刀，那晚父子三人坐在昏暗的灯下，父亲第一次笨拙地讲述了年轻时被人欺负的经历，试图用自己隐忍的方式引导弟弟。
父亲的隐忍与母亲的个性仿佛格格不入，有些伤口，需要漫长的时间去舔舐，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愈合。
算起来，距离最后一次见她，已有六年多了。
她后来多次邀请我去她现在的城市，去她新的“家”看看，我都婉拒了。
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，面对那个取代了我们位置的孩子，面对那个已然陌生的“家”。
相安无事，或许已是命运留给我们之间最体面的距离。
第7节后来辗转听说，父亲给的那二十万，她确实买了辆车，剩下一部分在镇上与人合伙开了个小服装厂。
可惜没撑几个月，厂子就倒闭了。
再后来，听说她因为一些事情（具体不详），耳朵听力受损，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。
听闻母亲听力受损后，我会下意识地会想到：她既错过了那个孩子的第一声妈妈的呼唤，也错过了我和弟弟童年的声音。
每逢过年，我和弟弟都觉得年味淡了许多。
父亲寡言，我们沉默，屋子里总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寂寥。
我们都知道缺了什么，却都默契地不去点破。
亲戚们劝父亲再找一个，说孩子大了，他一个人太孤单。
我和弟弟没说什么，但心里都清楚，母亲那场决绝的离开，给父亲心里留下的伤疤，恐怕比我们更深、更重。
暮色将近，不知不觉我已走了很久。
路过便利店，买了一小罐啤酒。
冰凉的液体滑入喉咙，带来一丝短暂的麻痹。
望着远处垃圾桶旁被丢弃的一束蔫败的玫瑰，我鬼使神差地拿出手机，给那个置顶却极少联系的名字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你…现在还会买玫瑰花吗？”
目光瞥见手机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