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瞳孔里那些飘忽不定的幽影。
手机在掌心震动第三次时，我终于按下接听键，父亲带着哭腔的声音混着电流刺进耳朵：“你阿娘今早…… 在晒谷场摔了一跤……”记忆突然闪回到三年前的夏夜，母亲也是这样在晒谷场奔跑，月白色衣襟鼓成帆，赤脚踩过的稻壳簌簌作响。
那时她高喊着 “给梅梅留的”，而此刻，电话里父亲的抽噎声让我仿佛看见她单薄的身体重重摔在石板上，像片枯萎的叶子。
下了高铁转乘大巴，腊月的寒风裹着细雪灌进衣领。
我抱紧背包，里面装着母亲缝进行李夹层的红布包，二十三个信封在颠簸中轻轻碰撞，像她未说完的话语。
路过县城邮局时，橱窗里绿漆邮筒泛着冷光，忽然想起她曾问我 “省城的邮局有没有绿漆邮筒”，此刻喉头泛起咸涩，那抹绿色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。
推开家门的瞬间，药味、香烛味和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。
冰棺停在堂屋中央，母亲安静地躺在里面，穿着她最爱的靛蓝布衫，却不再有发病时激烈的神情。
玉兰婶红着眼圈往她手里塞木梳，嘴里念叨着 “黄泉路上梳头好认路”，我却注意到她指间还残留着未洗净的墨痕 —— 那是写信时落下的，或许是写给永远收不到信的大哥。
“妮儿，这是你娘藏在樟木箱最底层的。”
玉兰婶偷偷塞给我一个泛黄的信封，邮戳显示 2003 年，退回原因 “查无此址” 刺得眼睛生疼。
信封里滑出一张黑白照片，四个穿羊皮袄的孩子站在土墙前，母亲缺了半截小指，怀里抱着芦花鸡，嘴角扬起的笑容我从未见过。
照片背面铅笔字迹被岁月晕染：“给小妹，新买的拖拉机能把麦子直接拉到乡里。”
落款是 1987 年立春 —— 正是她被拐卖的那年。
父亲蹲在墙角抽旱烟，烟灰落了满身也浑然不觉。
我走过去时，他颤巍巍地指着冰棺：“她临走前攥着你的录取通知书，说‘梅梅要当老师了’……” 他声音突然哽住，烟袋锅在地上敲出急促的节奏，像极了母亲发病时断指敲击桌面的声响。
我这才发现，父亲鬓角的白发几乎全白了，背也驼得更厉害，仿佛母亲倒下的那一刻，也抽走
